第52章 三条路 (第1/2页)

三样东西在宿舍桌上摆了三天。
　　
　　辞职报告——一张空白的方格稿纸，开头写了“辞职申请“四个字，后面全是空的。不是没想好怎么写，是写了划掉、写了划掉——第一行划了两道，第二行划了三道，第三行写了一半钢笔没水了。他没有换笔芯，把那张稿纸翻了一面，在背面又写了一个开头——“尊敬的局领导“——停下，划掉，把纸折起来塞进了抽屉最里面。
　　
　　考研报名表——他从县教育局门口的公告栏上抄下来的地址和截止日期，抄在一张烟盒纸上。报名点在县城另一头，骑自行车二十分钟能到。截止日期是十一月十号。他把那张烟盒纸放在台灯底座下面压着，每天回来都能看见。
　　
　　单位的转制通知——一份真正的文件。红头，盖了章，通知上说粮食局将被合并到县商务局，现有人员“重新核定岗位“。文件到的当天办公室里的人传了一圈——每个人看完都放在桌上，没有讨论。小陈看完以后把文件翻了一面，用空白的那面垫了午饭的饭盒。建国看完以后把文件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——没有垫饭盒。
　　
　　三样东西。三条路。哪一条都看不清尽头。
　　
　　第一个被打消的念头是南方。
　　
　　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，建国在宿舍里给大学一个去了深圳的同学打了电话。电话亭在粮食局门口的老街上——一部投币电话，话筒上有一股铁锈和旧塑料的气味。他把硬币投进去，拨了那个号码——同学留的座机号，在一家电子厂的人力资源部。电话响了几声接了，是那边前台的声音。建国报了同学的名字，等了大概两分钟，那边接起来了。
　　
　　“建国？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“
　　
　　“没事——就是想问问，那边怎么样？“
　　
　　“还行。电子厂，工资比县里高。你那边呢？“
　　
　　建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“机会多吗？“
　　
　　“多——但你得出来。在县里能有什么机会。“
　　
　　建国握着话筒，看着电话亭玻璃门外面的老街。秋天了，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开始往下掉——一片落在电话亭的顶棚上，滑了一下，落在地上。
　　
　　“出来要带多少钱？“他问。
　　
　　同学在那边想了一下——不是想数字，是在想怎么说得不那么吓人。“路费、房租押金、头一个月生活费——怎么也得备个两三千。你要是过来了，头一个月可以住我那儿——但也不能久，宿舍就一张床。“
　　
　　两三千。建国每个月工资——实发的时候——不到三百。从九八年八月到现在，他的工资累计正常发放了三个月。他把存折底下的数字在心里过了一遍——不够。
　　
　　“我考虑考虑。“
　　
　　“你考虑。想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“
　　
　　挂了。话筒放回去的时候铁链在电话亭的金属面板上碰出一声响。建国站在电话亭里没有马上出来。玻璃门外面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等了一会儿——见他不出，又推着车走了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——口袋里只有一把硬币和一张叠了四折的烟盒纸。他隔着布料捏了一下那张纸的轮廓——考研报名点的地址。没有把纸掏出来。
　　
　　他推开电话亭的门，走出来。梧桐树的叶子在地上铺了一层，踩上去的时候是软的，有一种细微的碎裂声从鞋底传上来。
　　
　　十一月五号。截止日期前五天。
　　
　　他骑车去了县教育局。
　　
　　二十分钟的路，骑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减速。不是因为累——是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在无意识地慢下来。踩脚踏板的频率从匀速变成了时快时慢——快几圈，停一下，再快几圈。到了教育局门口的时候他把自行车撑住，没有锁。
　　
　　教育局的大门是开着的。门卫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——里面在放评书，单田芳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，断断续续的，被风刮散了一半。操场上有一排宣传栏，其中一栏贴着“一九九九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“。白纸黑字，盖了省教委的章。
　　
　　建国把自行车停在门口，没有进去。他站在大门口，手扶着自行车车把——橡胶把套左边那个已经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铁管。他站了大概三分钟。门卫室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——大概以为他是来找人的——又缩回去了。评书还在放——讲到哪一段了，听不清，声音从窗户里飘出来飘到操场上，被风卷走了。
　　
　　他把自行车调了一个头，骑回去了。来回四十分钟。报名表没有填。
　　
　　回到宿舍以后他把台灯底座下面压着的那张烟盒纸抽出来——上面写着报名点的地址和截止日期。他看了一眼，没有撕掉，也没有放回去。他把它放在了桌面上——敞开的位置，不是压在台灯底下了。
　　
　　第二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，那张烟盒纸还在桌上。他没有收起来。下班回来的时候它还在。第三天它也在。第四天——十一月九号——它还在。他没有动它。
　　
　　十一月十号。截止日期。
　　
　　早上他出门的时候看了它一眼。晚上回来的时候也看了它一眼。它在那里，他没有撕掉，也没有去报名。他打开抽屉——辞职报告在抽屉最里面，叠了两折。考研报名表在桌上。转制通知在文件袋里。他拉开椅子坐下来，把三样东西在桌上摆成一排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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